2006年10月是华东师大哲学系建系20周年。20年的历史相对于有2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哲学学科，实在太短促了，但追溯哲学系建系前的准备时期，包括“文革”前10年和“文革”后10年，也有20余年。哲学系的前身是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和哲学研究所。其具体情况是：
华东师范大学组建于1951年11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建国前的几个哲学系都归属到北京大学，全国仅北大设有哲学系。这种情况在50年代中期有了改变，除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外，武汉大学（李达），复旦大学也于1956年设置了哲学系。1951年调来的冯契先生也有在华东师大建立哲学系的意向。由于受师范大学的培养师资为目标的办学体制的约束，当然无法实现建系的设想。但冯契先生在参与主持政教系办学过程中于1955年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名言，主张培养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事实上成为理论人才的指导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的争论，到哲学系建系后成为系训，成为哲学系的传统办学特色。同时这也是冯契哲学思想特别是“智慧说三篇”的学术主脉和骨架。
原政教系哲学教研室组建于1955年。当时属于初创时期，急需师资，冯契先生着力抓了师资培养工作，他倡导哲学与具体科学相结合。从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和地理五个系抽调已能独立开设专业课程的青年教师（他们是袁运开、吴敬华、滕佛石、张玉书和张盛学）脱产学哲学，加上本系的丁祯彦共六人组成读书班，他自己主讲马列哲学原著，约请刘佛年（当时为教务长，也在政教系授课，后为副校长，校长）开西方哲学史讲座。这个班可以说是“文革”前第一个哲学研究生班，而其开创了自然辩证法专业方向，属全国最早开设的专业。后来在“文革”结束后建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所。建系前后哲学系与自辩所虽然分属不同建制，但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一直是相互合作的，认识论专业研究生（童世骏、马建核）都要听自然科学史课程。自然辩证法研究生论文指导与答辩也邀请哲学系教师参加。直到90年代自然辩证法暨科学史研究所与哲学系合并。所以50年代的这个研究生班开拓的专业方向几十年来是一脉相承的。
1957年“反右”后，华东政法学院创办。1958年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调冯契先生担任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井冈山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党校教员，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培楠兼任），当时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文革”前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不肯放人，所以冯契先生在华东师大政教系和社科院哲学所两头兼职，他把两处的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培养结合起来。1963-1964年曾专门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这就是《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的雏形。“文革”结束后这种合作得到继续和发展，1977—1978年又一次开讲《哲学笔记》。恢复研究生招生后，还联合培养研究生。《中国哲学史》最初就是合开的，张天飞等也曾去讲授《反杜林论》等原著，后来哲学所的傅季重先生也参加指导逻辑专业研究生，学术专著的撰写也多有合作。因此华东师大哲学系（及其前身政教系哲学教研室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历来就有姻亲关系。现在童世骏又调任社科院党委副书记，这种密切关系得以继续与发展。
“文革”前的政教系哲学教研室与哲学系的历史联系还有两件事需要提及。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央制定了“高等学校四十条”。在华东师大政教系从1961年起开办五年制本科，前三年是按政教系原教学计划培养，从四年级下到五年级的一年半时间，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专业方向培养。1966年本应毕业的五年级，可以说是首届哲学专业本科生，但在毕业前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专业也不了了之，毕业生也下放到农场劳动。1960年，继承1955年第一个研究生班的传统，又从历史、教育、物理等系抽调几名毕业生和本系60届留校毕业生举办了第二个研究生班。
此外，要办哲学系，图书资料是必要条件。五、六十年代，国内有关外国哲学和建国前出版的书籍十分稀缺。冯契先生委托徐怀启先生（这位老先生曾任圣约翰大学训导长，且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建国后在政教系讲授形式逻辑。他英语水平很高，而且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三位懂古希腊文的专家，“文革”后原计划撰写《基督教简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三部分。但古代部分还没有写完，就于1980年2月去世，遗稿《古代基督教史》于1987年出版）经常跑书店，包括福州路旧书店，搜集专业哲学书籍，他选中抄录书名回来经冯契先生过目，请校图书馆前往采购。这样，在华东师大图书馆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当时十分稀缺的哲学专业书籍。这个工作中断了相当一个时期，直到1979年成立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并建立资料室才得以继续。冯契先生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工作，五十年代他亲自主持（他历来强调资料工作要自己亲自动手）搜集整理“五四”前后三次大论战的资料，后来整理印刷成册，成为他撰写《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重要资料之一。
以上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1966年开始的“十年内乱”，“革”了文化教育之“命”，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组建哲学系的事更无从提起。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切均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1977年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1979年冯契先生从政教系77级本科生中选拔了6名优秀生提前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中国哲学史。80年，冯契先生又招收了4名认识论和辩证逻辑专业硕士研究生，周原冰先生也开始招收伦理学专业研究生。1983年，冯契先生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胡希伟、杨国荣）。与此同时，政教系本科生也于1980年开始分专业班。79届以前已在校的本科生分成经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班。80届招收的新生，虽然仍以政教系名义录取，入学后则以自愿选择方式分成哲学、经济两个专业。所以，哲学系1986年建系前已有三届硕士研究生，一届博士生和两届哲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并有三届本科生、一届博士生和三个专业的两届硕士生在读。此外，在恢复研究生制度前，政教系已于1976-1979年2月举办过一届试办研究生班。1979、1980年又办过两期高校青年教师哲学进修班和助教进修班（一期主要面向本市高校为主，一期面向全国），接着又办两届两年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生班（结业后工作一年，再回校撰写论文申请硕士学位）。
应该说，从1977年开始到1986年前，经过十年努力建系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从师资情况看，早在“文革”前已聚集了28位哲学教师到建系时已补充和新培养毕业研究生，已聚集47人（不包括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和社科部哲学教师）其中，教授、副教授16人。从专业方向和学科建设上看，中国哲学方向在国内堪称一流；逻辑方向，除传统形式逻辑外，辩证逻辑独具特色，现代逻辑，中国古代逻辑史，西方逻辑史也已开辟了方向，开出课程，仅缺印度因名；伦理方向，当代道德论，伦理学原理，中国古代伦理学史，西方伦理思想史也已成型；马克思主义方向，除传统的马哲原理，原著有十年授课外，毛泽东哲学思想亦具特色而冯契先生的广义认识论则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外国哲学方向，除欧洲哲学史已有相当积累外，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亦在国内取得较高地位。随着青年教师的成长亦逐渐现出本系的专长，（建系后更大有加强）。美学方向，冯契先生之真善美统一学说在国内是独特的，并已培养出优秀人才，只是留在本系的专业教师较少。此外，在图书资料方面，从1979年起已建立了哲学专业图书资料室，在建系前已初具规模。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件事，一件是第一届中哲史硕士研究生经过三年培养在论文答辩时，六位研究生只通过了三人，冯契先生认为，另三人的论文尚未达到应有水平，要求他们重新搜集资料加工提炼，先分配工作，第二年回来答辩申请学位。据我所知，这样严格要求在华东师大研究生培养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其它高校也未曾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另一件事是1982年在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冯契先生为学校申请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点，专家们都表示赞同而且根据国内的情况，建议冯契先生再主持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但他表示培养博士还没有经验，怕条件不够，先建一个博士点吧!(事实上，就在这次会议上，学校历史系吴泽教授就申请批准了中国古代史和史学史两个博士点)。这种严格要求，谦虚谨慎的作风在学界也是极为的罕见。同后来通过各种关系申报学位点相比，简直不可想象。这件事后来大家都有些遗憾，但也树立了严格要求，认真办学的榜样。
综上所述，从“文革”前十年的准备和“文革”后十年的努力，在华师大建立哲学系，无论从师资准备，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等各方面看已完全具备条件，事实上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已成功的办起了一个从本科到博士生的哲学专业，之所以拖到1986年才建系，主要受办学体制的限制。当时认为师范大学不同于文理综合大学，主要是培养中学师资，中学有什么课程就建什么系，这种思想实在是没有道理。为冲破这种体制上的束缚，1979年，在政治教育系首先设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室，因为当时文理各系都设有不少研究室或实验室，1984年，各系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也升格为哲学研究所。同年，因急需金融人才，而政教系又有陈彪如先生这样杰出的金融专家，率先从政教系分出了经济系。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从政教系中分出了哲学系。显然，同一个系另一个专业可以分出科系，同样是重点师范大学可以建立哲学系，我们为什么不能？加之，本人当时正在党委工作，是党委联席会议成员（当时未设常委制，实际相当于校党委常委），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坚决表示要辞去党委宣传部长职务，回系教书办学。当时正值要举办当代会，选举党委会（“文革”后，党委领导都有上级党委指派，直到1984年底师大党委8名委员都是上级党委指派决定的，本人亦是被指定的一员）。我在党政联席会议上讨论干部选举配备会上，坚决表示，不论这次选举是否被选上，我决心回系工作。经过几次讨论，袁运开（校长党委成员）最后指示，如果哲学系从政教系分出来，张天飞回系当系主任。如果成立哲学系张天飞任系主任，王松任政教系主任。
这样决定下来后，1986年下半年，我便回系组建和哲学研究所相统一的领导班子，与政教系协商人员分流，教学任务分担，图书资料分配，财务及办公用品分割等各项具体筹备工作。当时正值文科大楼建成启用，于1986年10月正式宣告哲学系成立，先期建立的哲学研究所与哲学系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由于当时经费极度困难，（连日常办公的文具纸张经费都已被政教系透支花完，利用我在党委工作的条件，向分管后勤的副校长项立嵩要求预支5000元额度的办公经费）建系时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全系同仁团结一致，扎扎实实地开始教学科研工作。
2006年6月29日